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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證明機理:一個亟待開拓的研究領域(上)

司法證明機理:一個亟待開拓的研究領域(上)


封利強


【摘要】司法證明機理是指由多方證明主體共同參與進行證據推理活動的內在規律和原理。沒有對證明機理的深入把握,就難以通過“證據群”獲得可靠的事實認定結論。近年來,英美學者致力于對證明機理的探索,開辟了一個全新的交叉學科領域。證明機理的研究對于擺脫司法證明的現實困境具有重要意義。我們應當批判地吸收和借鑒英美“新證據學”的研究成果,綜合運用系統論、邏輯學、心理學、語言學、行為科學等多種研究方法進行系統化研究,以期實現司法證明的科學化。
【關鍵詞】司法證明;證明機理;證明科學;新證據學
【全文】
  

  司法證明問題不僅是法學理論界的“哥德巴赫猜想”,也是長期困擾司法實務部門的難題。近年來引發媒體廣泛關注的“杜培武案”、“佘祥林案”、“趙作海案”等不斷地昭示著人類認知能力的有限性與民眾對司法公正的期待之間的尖銳矛盾。這一現實困境要求我們深入把握司法證明的內在規律,大力推動司法證明的科學化進程。盡管隨著法庭科學的不斷發展,科技證據的獲取和鑒別在我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然而,學界對司法證明過程的科學化卻疏于關注。


  

  一、被遺忘的司法證明機理


  

  一個完整的司法證明過程通常包括以下幾個環節:一是證據獲取,即發現、收集、保全和提交證據;二是證據篩選,即依照證據規則排除不適格的證據;三是證據鑒別,即對單個證據的來源、屬性、特征和真偽等進行審查判斷;四是證據推理,即以全案證據為依據來推導案件事實;[1]五是法律擬制,即對于真偽不明的事實認定結論依照證明責任和證明標準作出評價,將其擬制為真實或者不真實。[2]如果說證據篩選和法律擬制這兩個環節屬于法律規則的適用過程,那么證據獲取、證據鑒別和證據推理這三個環節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看作是證明主體憑借經驗和技術來收集和處理證明信息的自然過程。這些自然過程對于揭示案件真相是至關重要的。其中,證據推理作為從證據推導出案件事實的橋梁和紐帶,無疑是司法證明的關鍵環節。在當今世界,法醫學、物證技術學等法庭科學的發達已經使證據的獲取和鑒別從依賴經驗向依賴科學轉變,然而,證據推理卻基本上仍處于經驗判斷領域。導致這一現狀的根本原因在于,“司法證明機理”(下文簡稱“證明機理”)作為一個不可或缺的知識領域被主流證據法學研究者們遺忘了。[3]


  

 。ㄒ唬┖沃^“證明機理”


  

  所謂“證明機理”,是指由多方證明主體共同參與進行證據推理活動的內在規律和原理。在證據推理過程中,有一個技術層面的問題需要解決,即如何從一大堆不同形式、不同來源的證據中推導出案件事實。這一推導過程往往要經歷幾個環節:證據直接證明的事實可被稱為“證據性事實”,若干個“證據性事實”可以通過推理來獲得某個“中間事實”,而若干個“中間事實”可以再藉由推理來獲得案件的“最終事實”。司法證明就是借助于證據與證據、證據與事實之間的邏輯關聯,將“事實碎片”拼接成一幅完整的“事實圖畫”的過程。不過,與科學研究等認識活動不同的是,司法證明通常是在擁有不同立場的多方主體的共同參與下進行的。裁判者和爭訟雙方對于同樣的證據和事實可能做出各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解讀。整個證明過程是由爭訟雙方之間的競爭、當事人向裁判者的說服以及裁判者對爭訟雙方事實爭議的裁決等活動共同構成的。司法證明是一個復雜的多因素交互作用的過程,不僅涉及從證據到事實的推理和論證,還涉及多方證明主體之間的互動。因此,我們必須深入探索在這一過程中發生的證明主體、證明手段和證明客體之間的復雜互動關系及其內在規律。


  

  最早明確提出“證明機理”概念的是美國證據法學家約翰·威格莫爾。他在1913年出版的《司法證明機理》一書中系統地提出了“司法證明科學”思想,主張把“司法證明機理”(principles of judicial proof)視為與證據可采性規則相并列的知識領域。他甚至認為,“所有人為設定的可采性規則都有可能被廢除,但是,只要審判依然是為解決法律糾紛而尋求真相的理性活動,證明機理便會永遠存在!盵4]不過,遺憾的是,威格莫爾的這一思想在他的有生之年并未獲得足夠的重視,而在他死后則幾乎被人們徹底遺忘了。[5]直到“新證據學”(new evidence scholarship)思潮興起之后,威格莫爾的“司法證明機理”才重返人們的視野。這里需要說明的是,學者們通常將威格莫爾使用的“principles of judicial proof”直譯為“司法證明原則”。但筆者認為這并非最妥帖的譯法,因為威格莫爾的這一著作并非旨在為司法證明確立某些抽象的原則,而在于開辟和探索一個嶄新的研究領域,即完全不受法律規制的陪審團運用證據來進行事實認定的內在規律。這一規律顯然不同于法學的原則或者原理,因為威格莫爾明確反對采用任何法律規則來對證據分量的評價施加約束,并且,他此前已經對查爾斯·摩爾的“證明法學”思想提出過尖銳的批評。[6]威格莫爾指出,“如果不考慮我們英美陪審團制度所特有的那些人為的法律規則,證明機理描述的是大腦處理證據事實的自然過程!盵7]因此,雖然“principle”一詞有原則、原理、機理等多種含義,但在此處譯為“機理”是最為準確的。按照《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機理”一詞在某些意義上等同于“機制”,主要包含三個層面的含義:一是機器的構造和工作原理;二是機體的構造、功能和相互關系;三是某些自然現象的物理、化學規律。[8]其中第二層含義與此處的“principle”含義最為接近。相比之下,其他譯法則容易產生歧義。比如,在司法的語境下,“原理”容易被混同于“法學原理”;“原則”容易被混同于“法律原則”;“機制”容易被混同于“法律制度”。而證明機理則與證據法理相對應,能夠分別代表威格莫爾提出的司法證明機理與證據可采性規則這兩個不同的研究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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