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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結果加重犯的出罪因素

論結果加重犯的出罪因素


劉佩


【摘要】結果加重犯起源于教會法上的自陷禁區原則,是結果責任的殘余。理論界承認結果加重犯的立法現狀,轉而向如何限制結果加重犯的責任承擔方向努力,以期通過限縮結果加重犯的方式沖抵結果加重犯作為結果責任體現的消極影響。我國結果加重犯的立法具有總則不存在規定、行為和加重結果的特征、刑罰等特點,立法特點決定了我國立法中存在的限制因素包括:立法規范目的下的行為和加重結果限制以及社會危害性綜合評價下的刑罰限制因素。
【關鍵詞】結果加重犯;責任原則;出罪因素
【全文】
  

  結果加重犯是行為人實施了基本犯罪行為而發生了刑法規定的加重結果,行為人需要承擔刑法規定的加重刑罰的一類犯罪。出罪因素的研究是結果加重犯成立研究的另一角度,其關注點在于具備了某一要素結果加重犯即不成立。與入罪因素相比較,出罪因素處于一種更加開放的語境,其程序法的最大功能是:增加出罪因素,意味著增加被告人的辯護理由,增加公訴人的證明難度,以達到最終限制國家刑罰權的目的。脫胎于結果責任的結果加重犯至今仍被批評為結果責任的殘余,承認結果加重犯本身的缺陷,進而限制結果加重犯的范圍,增加結果加重犯的出罪因素,是消減結果加重犯消極影響的途徑和方式。本文擬從結果加重犯的淵源談起,以出罪因素為主線考察結果加重犯理論發展以及立法,以期達到對結果加重犯科學的認定。


  

  一、結果加重犯理論發展中的出罪因素(一)結果加重犯的淵源一般認為,結果加重犯起源于教會法上的自陷禁區原則,{1}即一句古老法諺:“qui in reillicita versatur,tenetur etiam pro casu”,意思是誰冒險違法,就應承擔一切后果。這個原則的由來是從1191年起至1198年成立的Bernadus Papiens布告中所說的:“關于偶然的行為,偶然殺人者,必須注意區別行為人是否已盡力為合法行為且已盡相當之注意。于前者,行為人本身不必歸責,而應歸咎于偶然或命運。除此之外的情形,亦即未努力為合法行為,或是未盡該盡之注意,行為人本身必須歸責!眥2}此后此一原則,被所謂的注釋學派引進世俗法,于刑法上則往結果責任的方向演進!霸谌斩鼤r期至6世紀的民族大遷移結束,刑法作為習慣法,犯罪行為的種類和嚴重程度原則上由其造成的外在結果所決定(是‘行為殺死了人’)”[1],即結果責任論關注行為結果,排斥主觀評價。雖說在羅馬法以至晚些的日耳曼法的立法上,人們通過確定一些特征區分故意行為和過失行為,但“這樣的故意,不過是從宗教、倫理哲學(希臘)的善意與惡意引申出來”[2],仍不能作為責任概念內涵的意義與現代刑法學上的故意概念相提并論。如何理解自陷禁區原則?“此一原則,當時僅以擔任圣職者為對象,圣職人員從事任何不被允許的行為,對因此惹起的惡果(特別是人的死亡),已烙印其作為圣職人員的不適格性。具體言之,修道士對于婦人咽喉的腫瘤進行手術時,因輕視行為基準導致婦人失血而死的案例中,基于利欲進行手術直接會被認為是不正行為,即使是基于博愛的精神而為手術時,但于手術時怠于為必要的注意,亦被認為是不正行為,而否定其從事職業的適格性。此種嚴苛之規定乃由于古代從事圣職之人系居于神與民眾之間,若為不法行為,將導致民眾心目中以神之恩惠變為惡害,引起民眾之反感,也對民眾具有危險,因此對于從事圣職者之任何不法行為,縱使出于偶然原因,亦為不許,均應令其負責,以確保圣職之純潔無垢!眥3}由此可知,自陷禁區原則關注的是造成結果的行為是否具有合法性。即行為合法,行為人就不需要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反過來講,行為為違法行為的,行為人應承擔因違法行為所引起的一切后果。與結果責任相比較,自陷禁區原則增加了排除行為人刑事責任的因素,通過考察基本行為的合法性的途徑限制了結果責任的范圍;而結果責任不問行為是否合法,只要行為人的行為造成了刑法規范禁止的結果,皆需要承擔相應的刑罰。從這點上看,自陷禁區原則具有進步性。但是刑法上結果加重犯的基本行為是犯罪行為,相較于一般的違法行為,違法程度更高,這種情況下,行為人一旦實施基本犯罪行為,就需要對一切后果承擔刑事責任,這是結果責任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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