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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節犯之情節的犯罪論體系性定位

情節犯之情節的犯罪論體系性定位


王瑩


【摘要】在我國刑法定性加定量犯罪定義模式下,如何對刑法分則中的情節和數額要求即所謂定量因素進行教義學解釋,明確其在犯罪論中的體系性地位,繼而確定其與行為人主觀方面的關系,是當代中國刑法學上難解的“理論之結”。通過剖析構成要件的不法類型本質與詮釋學特征以及我國學界關于構成要件質與量關系的見解,可以看到被司法解釋補充與修改的我國犯罪構成所具有的特性——它不僅是德日刑法理論意義上的為行為不法與結果不法劃定預設空間的不法類型,也是一個包含了基本構成要件、加重結果、客觀處罰條件以及其他刑事政策因素的“類構成要件復合體”。由基本構成要件的行為不法和結果不法組成的“構成要件基本不法量域”,為界定我國刑法中情節和數額要求的犯罪論體系性地位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論工具。
【關鍵詞】不法類型;不法含量;構成要件基本不法量域;整體性規范評價要素
【全文】
  

  我國刑法在總則中作出第13條但書的規定,在分則中設立“情節嚴重”、“數額較大”、“情節惡劣”等要求,對形式上符合分則構成要件但“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行為從立法層面予以非犯罪化,這被學界認為是定性加定量的犯罪定義模式!扒楣潎乐亍、“數額較大”、“情節惡劣”等要求被稱為犯罪的定量因素[1]或罪量要素。[2]行文方便起見,以下統稱定量因素。


  

  把定量因素帶人犯罪成立的考察之中,在司法實踐中以司法解釋的形式統一劃定界限作為判定“罪量”大小既而確定犯罪成立與否的依據,這種犯罪定義模式以及與之相連的定罪機制,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由來已久,表面上看來具有很強的可操作性。然而隨著我國刑法學整體理論層次的提升,這種未經理論雕琢的粗糙的犯罪定義模式日益顯示出教義學上的邏輯體系缺陷。其中一個最為棘手的理論難題是:在該犯罪定義模式下,應該如何解決定量因素[3]在犯罪構成要件中的體系性地位,確定其與行為人主觀方面的關系?是否要求行為人的主觀罪過必須覆蓋這些量的因素,即在故意的情況下要求行為人認識到行為所涉及的量的因素,而在過失的情況下要求行為人對其具有預見可能性?本文嘗試對犯罪定量因素進行教義學分析,并在此基礎上探討它與行為人主觀方面的關系。[4]


  

  一、定量因素與犯罪構成關系的國內研究現狀在我國,圍繞定量因素的定位問題,近年來學者提出了不同的解決方案,概括起來有以下四種:


  

 。ㄒ唬白矬w—罪責—罪量”說“罪體—罪責—罪量”說認為,犯罪構成要件是行為侵害法益的質的構成要件與量的構成要件的統一體。質的要件包含犯罪構成客觀要件(罪體)與主觀要件(罪責),而表明法益侵害的量的要件是所謂罪量,是在具備犯罪構成的本體要件的前提下,表明行為對法益侵害程度的數量要件,罪量要件應該獨立于上述兩個要件,它不是罪責所涵攝的內容,不需要行為人對其認識。[5]該觀點將表明法益侵害的量的要件作為單獨的罪量要件,將其排除在行為人的主觀認識范圍之外,無疑否定了罪量要件的構成要件地位。但是,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國刑法中的情節與數額要求屬于行為不法或結果不法的內容,是行為符合構成要件的典型體現,如果不要求行為人對這一要素進行認識,顯然不符合構成要件與故意內容原理,因為據此客觀構成要件是行為人主觀方面的認識內容。[6]另外一方面,從罪責原則的角度來看,要求行為人對超出故意范圍的不法負責,也存在問題。由于否定罪量要件的構成要件地位,該觀點實際上近似于將罪量要件視為客觀處罰條件。


  

  該說將犯罪構成要件視為行為侵害法益的質的構成要件與量的構成要件的統一體,但又認為質的構成要件包含犯罪構成客觀要件(罪體)與主觀要件(罪責),而罪量要件是獨立于上述兩個要件的。這種觀點有一個思維上的前提,即假定存在一個不包含罪量的純粹的四要件,同時又存在一個獨立于四要件之外的罪量。該說所謂的質量統一體的構成要件,實際上是廣義的構成要件,包括狹義的構成要件即犯罪構成四要件與罪量,即犯罪構成四要件仍然是不包含罪量的純粹的四要件。但是這個前提實際上是不存在的。


  

  同樣存在這種罪量與犯罪構成要件割裂思維傾向的是“質的構成要件與量的構成要件”說,該說認為“犯罪構成要件可以分為質的構成要件和量的構成要件”。[7]這種觀點在思想上也把犯罪構成要件與罪量割裂開來,認為存在各自的構成要件,一個是社會危害性質的要件,即狹義的犯罪構成要件(犯罪構成四要件);一個是社會危害性量的要件,即條文附加規定的罪量要件。所謂“犯罪構成要件是對一定行為嚴重社會危害性的性質和程度的規定和體認”中所指的構成要件,實際上指的仍是包含罪量要求的廣義的構成要件。


  

 。ǘ胺缸锍闪⑾麡O條件”說該說認為,在我國定性加定量的犯罪定義模式下,行為人實施犯罪構成要件行為,須達到一定的罪量要求,始能成立犯罪。故該說考慮將罪量輕微與正當防衛、緊急避險等正當化行為一同視為阻卻犯罪成立的事由,與犯罪構成四要件即“犯罪積極成立要件”相對,成為犯罪成立的消極要件。[8]這種解決方案是在維護傳統犯罪構成四要件并對其進行階層化改造的思想背景下提出的,即把正當防衛、緊急避險、期待可能性歸入犯罪成立的消極條件,作為價值判斷層級,發揮價值評判的功能。在我國定性加定量的犯罪定義模式中,即使行為符合構成要件對行為性質的要求,也會因為不滿足定量條件而不構成犯罪,這里定量因素發揮著出罪入罪的功能,因而也被視為犯罪成立的消極條件之一。這種從犯罪構成結構出發的觀點聽來似有可取之處,尤其是當我們聯想到刑法13條但書的規定,幾乎立即被這種觀點說服了——刑法但書的規定,從字面含義上來說,仿佛正是在犯罪定義的層面確立了“情節輕微”阻卻犯罪成立的地位。


  

  但是,將情節輕微作為犯罪成立消極要件,面臨著體系結構上的解釋困難。在所謂犯罪成立消極條件之中,正當防衛、緊急避險都針對行為違法性而言。在具備這些事由的情況下,行為表面上符合構成要件,實際上并不具有違法性,而是為法秩序所容忍甚至是贊許的行為,因而不構成犯罪;而期待可能性針對的是行為的可責難性,具有阻卻責任的效果。如何在這種意義上說明情節輕微與正當防衛、緊急避險行為內容上的同質性與功能上的等價性,不無問題。如果將之視為違法性層面的因素,認為只有滿足量的條件的行為才是具有違法性的行為,未達到這一條件的行為是為法秩序所準許的行為,似乎也欠妥當。對于違法性判斷只能用“有或無”來回答,一個行為或者合法或者違法,不存在部分合法或者部分違法的情況。未達到定量要求的行為,雖然在我國刑法上不構成犯罪,但也絕非合法的行為。符合行為定性要求但未達到情節嚴重的行為即使不構成犯罪,也不是因為它是法秩序容忍或者贊同的行為。也就是說,量的輕微并不能使行為的性質發生改變,抵消行為的違法性。正是因為這樣,在我國法律中,未達到定量要求的行為才會被作為違反治安處罰法的行為或者行政違法行為加以處罰。最后,試圖把情節要素像期待可能性那樣歸入責任層面就更無從談起了。


  

 。ㄈ罢w的評價性要素”說該說認為,當行為符合客觀構成要件的基本要素后,并不意味著行為的違法性達到值得處罰的程度,需要在此基礎上對行為進行整體評價,以表明行為達到可罰的程度;我國刑法分則中“情節嚴重”與“情節惡劣”規定即是指涉行為可罰的違法性程度的要件,屬于“整體的評價性要素”。[9]“情節嚴重”與“情節惡劣”作為整體的評價性要素,是表明法益侵害嚴重程度的客觀的違法性要素。[10]那么,在故意犯罪中,這種整體的評價要素是否屬于行為人故意的認識內容呢?根據該說,這種整體評價要素的前提性事實,應該為行為人的故意認識所包括。而至于該情節是否“嚴重”、“惡劣”,屬于在“具有違法性認識(可能性)的前提下產生的認識錯誤”,不是一種違法性認識錯誤,而是對事實的評價錯誤,充其量屬于涵攝錯誤,不影響情節嚴重的認定。[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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