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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沒收程序的證據法難題及其破解

獨立沒收程序的證據法難題及其破解


萬毅


【摘要】《刑事訴訟法修正案》增設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違法所得的沒收程序”,簡稱“獨立沒收程序”。然而,關于獨立沒收程序的相關證據制度,如證明標準、證明對象以及證明責任等重要內容,立法上或付諸闕如或模糊不明,這就導致用意良好的程序設計可能因為忽略了證據制度的技術支持而陷入某種實踐困境。從證據法理上講,獨立沒收程序本身是一種民事訴訟程序,因此應當采用“優勢證據”的證明標準而非“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準;在證明對象上,檢察機關應當舉證證明程序上存在一個被追訴的犯罪事實,且申請沒收的涉案財物與該犯罪事實之間存在實質聯系;在證明對象上,檢察機關應當承擔舉證責任,但在特定情況下,應當實行舉證責任倒置,由主張對涉案財物擁有合法權利的利害關系人承擔舉證責任。
【關鍵詞】獨立沒收程序;證明標準;證明對象;證明責任
【全文】
  

  《刑事訴訟法修正案》已經于2012年3月14日經第11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5次會議正式審議通過。本次《刑事訴訟法修正案》在立法內容上的一大突破、也被輿論廣泛譽為本次修法一大亮點的,就是增設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違法所得的沒收程序”(以下簡稱獨立沒收程序)。立法上增設獨立沒收程序,主要是為了建立一種缺席審判程序、一種對物訴訟,授權司法機關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逃匿或死亡而缺席審判時沒收其違法所得以及其他涉案財物,克服實踐中因“貪官外逃、自殺”等造成的訴訟障礙問題。[1]立法者的用意固然良深,然而,仔細解讀立法上關于該程序的框架設計,卻不難發現,關涉該程序實務操作性的證據制度,諸如證明標準、證明對象以及證明責任等重要內容,立法上或付諸闕如或模糊不明,這就導致用意良苦的程序設計可能因為忽略了證據制度面的技術支持而陷入某種“實踐困境”,甚至根本無法操作!刑事訴訟法修正案》已經定于2013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值此之際,亟待從證據法理上辨明獨立沒收程序的基本證據法問題,以期為司法實務部門正確實施《刑事訴訟法修正案》和操作獨立沒收程序提供學理支撐和技術指南。


  

  一、獨立沒收程序的證明標準


  

  證明標準,本為訴訟程序的核心問題之一,也是一項訴訟制度或程序在設計之初即應解決的重要問題。對于獨立沒收程序這樣一個新增程序而言,立法者在設計時首先就應明確該程序的證明標準問題,以便于司法實務操作。然而,恰恰是在這個重要問題上,《刑事訴訟法修正案》態度曖昧不明,修正后的《刑事訴訟法》第282條僅規定:“人民法院經審理,對經查證屬于違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財產,除依法返還被害人的以外,應當裁定予以沒收!备鶕摲l之表述和文義,獨立沒收程序似乎只要達到“經查證屬于違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財產”的程度即可裁定予以沒收。但是,究竟如何才能稱得上是“經查證屬于違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財產”?是要達到刑事訴訟“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準,還是只要達到民事訴訟“優勢證據”的證明標準即可?立法上并不明確,這就給司法實務上操作該程序帶來了法律上的障礙,會造成某種實踐困境。


  

  有觀點認為,在獨立沒收程序中,證據應確實充分且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程度,這樣才能符合程序正義的基本要求,防止該程序的濫用,更好地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財產權利。[2]換言之,獨立沒收程序應當與定罪量刑程序一樣實行“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準。筆者認為,這一觀點值得商榷。


  

  1.在法解釋上,修正后的《刑事訴訟法》第53條明定的“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準恐無法照搬套用于獨立沒收程序。雖然修正后的《刑事訴訟法》第53條明確規定了刑事案件的證明標準:“對一切案件的判處都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沒有被告人供述,證據確實、充分的,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證據確實、充分,應當符合以下條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實都有證據證明;(二)據以定案的證據均經法定程序查證屬實;(三)綜合全案證據,對所認定事實已排除合理懷疑!钡罁摲l之表述及文義,“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準,只能適用于“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的待證事項,即只有在定罪事實和量刑事實的認定上,才能采用“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準;而獨立沒收程序所處理的僅僅是涉案財物的權利歸屬問題,這一待證事項既非定罪事實,亦非量刑事實,與《刑事訴訟法》第53條的意旨不符,不能照搬套用該法條確立的“排除合理懷疑”標準。


  

  2.在程序法理上,獨立沒收程序并非刑事訴訟程序,因而不能套用“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準。獨立沒收程序究竟應當奉行何種證明標準,其實完全取決于立法上對獨立沒收程序的性質定位,即獨立沒收程序究竟是一個刑事訴訟程序,還是一個民事訴訟程序。眾所周知,刑事訴訟程序和民事訴訟程序完全奉行不同的證明標準。修正后的《刑事訴訟法》第53條明文設定了刑事訴訟程序的證明標準,即“排除合理懷疑”;與此相對應,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法釋[2001]33號)第73條規定:“雙方當事人對同一事實分別舉出相反的證據,但都沒有足夠的依據否定對方證據的,人民法院應當結合案件情況,判斷一方提供證據的證明力是否明顯大于另一方提供證據的證明力,并對證明力較大的證據予以確認!睂W界公認,這一司法解釋明確了我國民事訴訟程序奉行的是“優勢證據”的證明標準。據此,關于獨立沒收程序究竟應當采行何種證明標準,實際上就完全取決于獨立沒收程序的性質定位。但問題是,從立法上和法理上分析,獨立沒收程序究竟應當類屬何種程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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